一些著作家出书，常常有一种以上的版本，给他编印全集的时候，应该采用哪一种版本为底本呢？按说，恐怕以采用他生前最后修订过的版本为好，因为这反映出作者最后的见解，反映出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。不过也不可一概而论，也有人主张以初版为底本最好。我以为不可拘泥，各个作者及其著作的情况千差万别，还得考虑到环
现在以《胡适全集》为例，它在选用底本和各版互校方面，都是有缺点的。先看第一卷。这一卷的内容是《胡适文存》一集，版本很多，《全集》选用了哪一本呢？本卷“整理说明”说：
收入的这套《胡适文存》以亚东图书馆的１９２８年版为底本，并参考亚东图书馆的１９２３年版和台北远东、远流版校勘整理而成。
这就令人诧异了。为什么不用１９３０年出版的第十三版为底本呢？１９３０年１月２８日胡适写的《十三版自序》中说，“这一版的校勘胜过以前的本子”。为什么不用这一本而要用这以前的１９２８年版为底本，我想，整理者假如看到了这个第十三版，看到了这篇自序，当然就会采用它作底本了。很可能是并没有看到它，以致连这篇自序也没有收入本版《全集》之中。可见是在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版本之时，就着手编印《全集》了。
影印本的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中，保存了不少他书信的手迹。按说这些信件按照手稿排印就是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些信件并不以手稿为底本，而另据不负责任的印本录入，以致出现了一些错漏，假如采用手稿为底本，就可以避免此弊了。
再说第四卷的校勘。这卷的内容是《胡适文存》四集。书前“整理说明”中有这样一段：
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将其改名为《胡适文存》四集，与《胡适文存》《胡适文存》二集和《胡适文存》三集一起合印出版。合印前，胡适对其中一些文章作了一些修改，改动最大的是《〈西游记〉的第八十一难》，另外胡适还在一些文章中加了一些按语，这些按语有些是对自己以前一些观点的修正。
这就是说，整理者是看到了台北远东版的，是看到了远东版上的按语，并且知道作者有些按语是对自己以前观点的修正。可是奇怪的是，这些修正，有的还是十分重要的修正，竟丝毫没有反映在经过整理的这一卷《全集》之中。读者从这一卷中看到的，只是作者修正之前的旧观点，根本不可能知道作者的观点已经有了改变。这样的整理，对于作者和读者，都不太负责了。
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的《胡适文集》，其第五册包括《胡适文存》四集在内，却是据台北所出各种版本仔细校勘过的。现在且从其中摘出一点例。（所注数字，都是《全集》第四卷的页码。所称“远流本”指１９８６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《胡适作品集》。“手校本”指１９６８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影印出版的胡适手校的《神会和尚遗集》）?
属于改正旧版错误的。例如《说儒》中的：
“道家”一个名词不见于先秦古书中，在《史记》的《陈平世家》，《封禅书》，《太史公自序》里，我们第一次见着“道家”一个名词。（７３）
“远流本”已将《封禅书》改正为《魏其武安侯列传》。
又如《荷泽大师神会传》中有“弋阳在今江西弋阳”一句（２９９），“远流本”已将它改为“唐弋阳郡在今河南潢川县。”
又如《〈醒世姻缘传〉考证》中有一处引语说：“母生于崇祯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时。”（４１６）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“适按：崇祯那有十八年？”
补充旧版所说的，就更多了。《说儒》：
据《檀弓》，司徒敬子是卫国大夫。孔子在卫国，还为人相丧礼，我们可以推想他在鲁国也常有为人家相丧礼的事。（３１）?
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“适按，伪书《家语》也采孔子相司徒敬子之丧的故事。”
同一篇里“……我们真不能不感觉到‘君子儒’与‘小人儒’的区别是很微细的了！”（３８）紧接在这下面，“远流本”增补了这样一小段：
《先进篇》“赤尔何如”一段，赤所谓“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”，也是“相礼”之一例。《乡党篇》有“君君使摈”一章，也是“相礼”之一例。适之――（１９５３．１０．７）
同一篇里：
……鲁国的统治阶级那时已注意到孔子的声望，并且注意到他的家世；说他是“圣人之后”，并且说他是“圣人之后”的“达者”。（４４）
“远流版”此处有按语：
适按，《论语》十二，“子张问，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子曰，何哉尔所谓达者？子张对曰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……”此可以解释“达者”“达人”的普通意象。
同一篇里说到：
所以我们读孔门的礼书，总觉得这一班知礼的圣贤很像基督教《福音书》里耶稣所攻击的犹太“文士”（Ｓｅｒｉｂｅｓ）和“法利赛人”（Ｐｈａｒｉｓｅｅｓ）。（８７）?
“远流本”此处补有：
天主教新译的《福音》皆译作“经师”和“法利赛人”。“经师”之名远胜于“文士”。适之。
在《校勘学方法论》一文中，“十三世纪之初，周必大校刻《文苑英华》一千卷。”（１５３）一句之后，“远流本”有按语：“适按，周必大死在１２０４。”
同一篇里：
王念孙《读淮南内篇》的第二十二卷，是他的自序，“推其致误之由”，列举普通误例四十四条……（１５９）?
在“远流本”里，增补了些文字，成为这样：
王念孙《读淮南内篇》的第二十二卷，是他的自序〔作于嘉庆二十年乙亥（１８１５）〕，“推其致误之由，则传写讹脱者半，凭意妄改者亦半也。”列举普通误例四十四条，……
《陶弘景的〈真诰〉考》一文中说：“顾玄平即是顾欢，……是一个有大名的道士”（１６８）。“远流本”在“是一个有大名的道士”句前有按语：“适按：永明元年，世祖征顾欢为太学博士，不就。４８５为永明三年，或稍早。他死在永明前期，则无可疑。他墓上木连理，地方官图表上，世祖尚存。”
同一篇中，“陶弘景与顾欢先后同时”（１７３）一句之后，“远流本”有按语：“适按，顾欢死在齐世祖?武帝?永明中，约在４８５，即永明三年。”
《楞伽宗考》一文中有一段《续僧传》的引文，其中说：“行入者，四行，万行同摄”（２１７）。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“适按，‘四行’皆是头陀行。此一点，我当初还不曾了解。”在这一大段引文之末，有“……为除妄想，修行六度，而无所行，是为称法行。”（２１８）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批语：
《师资记》说不误。“六度”之中，禅定一度包括“头陀”行。道世在六六八作《法苑珠林》，其述禅定，特别详述头陀行。可见在七世纪时，“禅”的定义实包头陀，似是楞伽宗造成的风气？适之――１９５２．７．３１
同一篇里：
……在达摩的晚年，达摩已很老了，慧可只有四十岁，所以上文说“年虽在后，而锐志高远”，本不误。《楞伽师资记》误作“年十四”，《历代法宝记》?敦煌出土，有巴黎、伦敦两本，现收入《大正大藏经》第五十一卷）作“时年四十”，可证《续僧传》不误。（２２０）?
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“适按，后来神会见慧能，也是‘年四十’，传讹‘年十四’?”
同一篇里有一段引文，其中说：“故迷悟一途，愚智非别。无名作名，则是非生矣”（２２１）。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“适按，此是无名，假名之说。”
同一篇说到“道宣撰《续僧传》”（２２９），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
按《唐书・经籍志》有道宣的《续高僧传》二十卷〔注：起梁初，终贞观十九年〕，《后集续高僧传》十卷。又另有道宗《续高僧传》三十二卷。疑是道宣之讹。适按，此最足证明道宣原书本分两期写成，原分二集。后人合为一集，故其分合编制多可议之点。适之――三十二，二，十八。
同一篇里写到弘忍的卒年，引证了玄赜的资料之后，说：“玄赜自称当日在弘忍门下，他的记载应该可信。”（２４５）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“《唐书》一九一《神秀传》也说弘忍死在咸亨五年，与《师资记》同。”
同一篇里说，“玄赜所记弘忍传，有一点最可注意，就是弘忍临死时说他的弟子之中有十人可传他教法”（２４５），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
《宋僧传》八，《金陵法持传》，“时黄梅〔弘忍〕谢缘去世，谓弟子玄赜曰，后传吾法者，可有十人，金陵法持，即其一也。”此人不在玄赜所记十人之内。但法持是牛头一系的巨子，本传记他上承惠方，下传智威，与李华所记牛头世系相合。大概楞伽宗本是修头陀行的，牛头与双峰本都是头陀苦行，其地域又相近，故其同出一源很不足奇怪。法持〔死在长安二年，七○二〕遗嘱“令露骸松下，饲诸禽兽”，可见其宗门风气。
同一篇里说到“严挺之作《大证禅师（义福）碑》”（２５２），“远流本”在“大证”之后，有按语：“适按，《唐书》一九一作‘大智’？”
本版《胡适全集》的这一篇完了之后，是半页白纸。（２５６）“远流本”这里却增补了这样两段：
参看汤用彤先生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下，页二六四～二七一。
他说达摩、慧可以至法冲的“南天竺一乘宗”的“玄旨”乃“大乘空宗”，故道宣说，“磨法虚宗”。他说，《楞伽经》“所明在无相之虚宗。为百八句即明无相”，虽亦为法相有宗之典籍〔中已有八识义〕，但其说法，处处着眼在破除妄想，显示实相（页二六五）。他有一长段专讨论我说的“神会把《金刚经》来替代了《楞伽经》的说法（页二七○～二七一）。
适之
《荷泽大师神会传》谈到神会的卒年，“《宋僧传》说神会死于上元元年（７６０），年九十三岁。”（２６７）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
我近来颇主张神会死在肃宗废除年号的“元年”（７６２），《宋僧传》说他死在“建武月十三日”，最可作我此说的有力证据。?看我跋《宋僧传》的神会传?适之――１９５８．８．８
同一篇里说到“慧能死时，神会年已四十六岁”（２６８），“远流本”在“神会”之后添加了“〔生于总章元年（６６８）〕”一句。
同一篇里有一处从宗密的《禅门师资承袭图》里转引《祖宗传记》里的一段引文（２６８），“手校本”中，这段引文之上有批语：
《祖宗传论》似即是韦处厚说的《坛经传宗》（下７５）之“传宗”。亦即是独孤沛所说的《师资血脉传》。
适之
同一篇里说及神会到南阳讨债的事：
又记神会“问人□债”到南阳，见侍御史王维，王维称“南阳郡有好大德，有佛法甚不可思议。”这都可见神会曾在南阳；因为他久住南阳，故有债可讨。（２７１）?
“手校本”将这一段改为：
又记神会在南阳见侍御史王维，王维称“南阳郡有好大德，有佛法甚不可思议。
删去了有关讨债的内容。
同一篇里有一段李邕作《嵩岳寺碑》中的引文：
达摩菩萨传法于可，可付于璨，璨受于信，信恣于忍，忍钟于今和尚寂。（《全唐文》二六三）（２７３）?
“手校本”添了四个字，改为
达摩菩萨传法于可，可付于璨，璨受于信，信恣于忍，忍遗于秀，秀钟于今和尚寂。（《全唐文》二六三）
并注明加字的依据：“据《文苑英华》八五八补。此处脱了四字，故无神秀，当校之。”
同一篇里有一段李华作天台宗《左溪大师碑》中的引文（２８１），“手校本”在这上面有一段批语：
李华尚有①《大德云禅师碑》，②《中岳越禅师记》，当参考。独孤及《?陵集》九有《镜智禅师?璨?碑铭》，其铭有云“二十八世迭付微言”，自注云“自摩诃迦叶以佛所付心法递相传至师子比丘，凡二十五世，自达摩大师至〔璨〕禅师，凡三世，共二十八世”。此说与李华说又不同。独孤作碑似在大历七年（７９２），或稍后。
同一篇里有一处《宋僧传》中的引文，讲的是度僧以筹军饷的事（３００），本版《全集》用作底本的“亚东版”有“僧税缗”一句，漏落一字，《全集》编者补一“百”字，并注明是编者所补。其实“手校本”此处正作“僧税百缗”。在这段引文之上，“手校本”并有批语：“此法起于杨国忠，看《唐书》４８《食货志》。”紧接着又有一段《佛祖历代通载》中的引语，“记此制稍详”（３００），“手校本”在其上又有批语：
参《唐书》????《裴冕传》，又???《肃宗纪》记度僧尼在元年十月。又《新唐书》???《食货志》明说“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。纳钱百千，赐明经出身”。但皆不如《历代通载》之详。
同一篇谈到神会“他这一番功绩，自然使朝廷感激赏识”（３０１），接着引证《宋僧传》中肃宗皇帝为他在荷泽寺中造禅宇的记载。“手校本”在引文之上有批语：“也许‘靠拢了’?”
同一篇谈到神会的卒年：“但又说‘俗寿七十五’，便又与《圭传》相同了。”（３０２）“手校本”此处有按语：“适按：我今考定神会死在‘元年’的‘建午月十三日’，即７６２年，他生在咸亨元年（６７０）。适之――一九五八，八，四”
同一篇里说到《坛经・坐禅品》中“看心”、“看净”都误作“著心”、“著净”。（３０７）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“适按，‘著’‘看’二字，似宜细酌，当再校之。”
《〈坛经〉考之一》一文中，“远流本”有三条作者按，不引了。只说这篇之末（３２５）“远流本”还有三百多字的增补：
《曹溪大师别传》作者似是《别传》中的“上足弟子行滔”的弟子惠象。
《别传》尾有“上元二年广州节度韦利见奏僧行滔及传袈裟入内。孝感皇帝依奏。”孝感皇帝即肃宗。上元二年为七六一。下文又说：
乾元二年（７５９）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辞老疾，遣上足僧惠象送传法袈裟入内。……四月八日后对。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，春秋八十九。
此处误置“上元”于乾元之前。
下文又有乾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敕书。乾元三年（７６０）闰四月已改上元了。
下文又有“宝应元皇帝送传法袈裟归曹溪敕书，‘永泰元年（７６５）五月七日下’”。
永泰元年（７６５）去建中二年（７８１），只有十六年了。
故我疑心“七十年后”的悬记，正是惠象自己的悬记。此《别传》也是他伪作的。
适之 １９６１．１．８夜
《〈坛经〉考之二》，谈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藏北宋惠昕本《坛经》影印本，“此可证此本尚未经契嵩的改窜。”（３３４）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
廿八祖的改定，已见于《景德传灯录》。我当时主张今本《传灯录》的廿八祖次第与名字，可能都是后人用契嵩来追改道原？《传灯录》无北宋传本，故此问题不易有定论？山西赵城出现的“金藏”《宝林传》的二十八祖已与《传灯录》相同了。很可能的，晚唐时代已有人改订二十八祖了。适之――四九，二，五夜
《〈醒世姻缘传〉考证》一文中列举了蒲松龄的著作目录，在《富贵神仙曲》（４１８）之后，“远流本”上有胡适的“后记”：
我读了世界书局印出的《聊斋全集》，是路大荒编校的，其中收了《磨难曲》（二五三～四三一），又收了《富贵神仙》（五○九～六○○）。这是路君的疏忽，他不知道《富贵神仙》是初稿，《磨难曲》是后来放大改作的定本。碑阴说《富贵神仙曲》，后变《磨难曲》，我的解说大致不错，但我没有知道“后变”二字不但是题名的改换，实有内容的大改动。《富贵神仙》只有九十二页，《磨难曲》则扩大到一七九页，增加了一倍的篇幅。内容也大有进步，最精彩的是篇首《百姓流亡》《贪官比较》两篇，古今无此大文字！?
这个蒲松龄著作目录中还列有“东郭外传?朴社铅印本?”（４１９）一种。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批语：“路大荒说，《东郭传》是千乘遗民邱?翠?二斋?作的。胡适后记。１９５１．３．１９”。
《跋乾隆庚辰本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〉抄本》中说：“此可见此本正是当日缺六十七回之一个本子。六十四回亦缺。”（４２１）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
适按，六十四，六十七两回写尤二姐与贾琏，与凤姐的辣手，故是作者用心之作，写成最后，似是因此。（六十四回写黛玉作“五美珍”，后写贾琏送“九龙?”给尤二姐。六十七回上半回似是杂凑，下半写凤姐知道尤二姐的事，是很重要的半回。）
以上所举的这些增补，都很重要，如果一个《胡适全集》的读者没有看到这些材料，会很觉遗憾的。比这些增补更重要的，还有胡适纠正自己在旧本中的误说的那些按语，这些是更应该印入《全集》中的，可是本版《全集》中都没有。
例如《〈四十二章经〉考》中有一段引自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讲义》的引文（１９３），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“适按，汤君后来定本，已大改动。他不信竺法兰之说，以为此系后起之说。”
在《荷泽大师神会传》中引《历代法宝记》，说慧能死后，“太常寺丞韦据造碑文，至开元七年，被人磨改，别造碑文。近代报修，侍郎宋鼎撰碑文。”（２７５）“亚东本”在这几句引文之后，胡适说的是“这也是虚造故实，全不可信。”本版《全集》也就是这样印的。殊不知道这是他没有去查阅赵明诚《金石录》之前所作的断语。后来他看到了《金石录》，就纠正了旧说。“手校本”删去了“这也是虚造故实，全不可信。”这两句，改为：
宋鼎撰碑，也是神会争法统时期的事。《宋僧传》的《慧能传》记“会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影堂，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”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七，第一千二百九十八件是“唐曹溪能大师碑”，注云“宋泉（鼎）撰，史维则八分书，天宝十一载二月”。（碑在邢州）《集古录》目作天宝七载。
“远流本”此处还有按语：“适按，宋鼎撰碑文，也是神会居洛阳荷泽寺时的事，见《宋僧传》。”
“手校本”在这前后颇有增删，不能一一备举。总之是胡适纠正旧本误说不少，《全集》却没有将他这些见解上的进步和成熟反应出来。
这一篇里谈到《坛经》的文字，说“《神会语录》里没有这样有力动人的说法，也许真是慧能在时的记载。”（３１２）“远流本”此处有按语：“我错了?那时没有得见《南阳和上》的《坛语》。适之――１９５８．８．８。”
以上只是见于《胡适全集》第四卷中的一些例子。真不知道其他各卷中是不是也有类似情况。希望在下一次付印之前，能作一次认真的校勘才好。
《胡适全集》中的重复补遗
《〈胡适全集〉中的重复》在《博览群书》今年第４期刊出之后，我又发现以下一些重复的书信。见于《胡适文存》四集的还有：
致顾颉刚（第４卷第６１９页，第２４卷第３１页）?
见于日记的还有：
致许世英（第３０卷第１９４页，第２３卷第４５８页）
致金钢钻报社（第３１卷第３２１页，第２４卷第１页）
致张轶欧（第３１卷第３２１～３２２页，第２４卷第２页）?
致黄忏华（第３１卷第５８４页，第２４卷第３页。按：此信作于１９３０年，误编入１９２９年。）
致高梦旦（第３１卷第５８７页，第２４卷第３０页）
致杨杏佛（第３１卷第６４０页，第２４卷第４４页）
致《教育杂志》编者（第３１卷第６８５页，第２４卷第５０页）
致《时事新报》记者（第３１卷第７３４页，第２４卷第５３页）
致某报记者（第３１卷第７７７页，第２４卷第５６页）?
致赵少侯（第３１卷第７８０页，第２４卷第５７页）?
致蔡元培（第３１卷第７８７页，第２４卷第５８页）?
致蔡元培（第３１卷第８０５页，第２４卷第６１页）?
致胡汉民（第３１卷第８１３页，第２４卷第６４页）?
致陈布雷（第３２卷第２２页，第２４卷第７４页）?
致陈布雷（第３２卷第３０页，第２４卷第７７页）?
致蒋梦麟（第３２卷第８６页，第２４卷第８０页）?
致罗隆基（第３２卷第５０７页，第２４卷第２４４页）?
致张季鸾（第３２卷第５１２页，第２４卷第２６４页）?
致胡建中（第３４卷第５９７页，第２６卷第３５６页）
致雷震（第３４卷第６０２页，第２６卷３６８页）
致中央日报编辑（第３４卷第６１５页，第２６卷第３８７页）
致夏涛声（第３４卷第７８４页，第２６卷第７７４页）
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（第３４卷第２６０页，第１９卷第５９６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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